法治的细节︱私造浮桥，有罪吗？

近日，吉林省某地村民黄某私搭浮桥被判寻衅滋事罪一案引发关注。

据报道，黄某在洮儿河边长大，这条河让村民的日常通行极为不便。黄某家有兄弟五人，祖上都以摆渡为业。2014年，黄某焊了十三条铁皮船，搭建了一座固定浮桥。2018年10月，当地水利局以非法建桥为由罚款并强制黄某拆除浮桥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浮桥拆了后，黄某以为没事了。但2019年2月，他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，此后黄某的三哥以及多位家人亲戚也被采取刑事措施，7月当地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黄某等多人公诉至洮南市法院。同年12月31日，当地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认定黄某等18人构成寻衅滋事罪，分别处以有期徒刑两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。18人均适用缓刑，该判决已经生效。

法院判决书认为：黄某及其他人员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费；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。黄某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，小车5元大车10元，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，过路费总计为52950元。法院认为，该行为属于强拿硬要他人财物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，破坏社会秩序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
本案涉及寻衅滋事罪的适用问题。对于寻衅滋事罪，在立法层面上有学者持废除的态度，每年也有人大代表提议废除该罪，以更为明确的犯罪取而代之。但在法律还没有修正之前，作为一种既定的罪名，学界的普遍的意见是在司法层面上严格限缩本罪的适用。

寻衅滋事罪有四种行为方式：有随意殴打他人，有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、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还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

在本案中，法院认为黄某收过桥费的行为属于强拿硬要。强拿硬要的本质是被迫交钱。据报道，在法院认定的总计52950元过桥费中，被收费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，共2万元。然而，这笔钱经法院退返李某某后，又被李某某还给了黄某。李某某认为，“黄某搭这个桥，确实给咱带来了方便。”

对于收费，黄某称，自己在焊船体、搭建上投入超13万元，收费是想收回成本，同时，他从未强制收钱，都凭村民自愿，对一般的过路人，也不存在“不给钱不让过”的情况。李某某、振林村某村干部和多位洮儿河对岸安全村村民也证实该说法。

如果上述证言属实，过桥缴费纯属自愿，也就不可能属于强拿硬要。无强无硬，自愿缴费何罪之有？否则，所有的收费，甚至包括公众号的打赏、朋友圈中募捐都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。

为了限缩寻衅滋事罪的适用，避免其成为无所不包的口袋罪，最高司法机关2013年出台了司法解释，要求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限缩本罪的适用。

首先，在主观层面，成立寻衅滋事罪，应当具备寻衅动机，也就是所谓的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。根据司法解释，行为人为寻求刺激、发泄情绪、逞强耍横等，无事生非，或者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，借故生非，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寻衅滋事”。有学者形象的指出，本罪是打击流氓的。如果没有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的寻衅动机，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纠纷也不能随意贴上寻衅滋事罪的标签。

其次，在客观上，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必须要破坏社会秩序。如果修桥造路，满足了民众的期待，不仅没有破坏社会秩序，反而是社会秩序所嘉许的，那从任何意义上来说，都不是犯罪。

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必须是侵犯法益的行为，如果一种行为没有侵犯法益的危险，反而降低法益侵害的危险，那它就不是危害行为，而是有益行为。比如张三发现巨石从天而降，马上要砸中李四的头颅，于是奋力一推，巨石没有砸到李四的头。这里，即便李四被推倒地，腿骨骨折，张三的行为也不属于刑法上的危害行为，因为他这一推降低了李四法益受损的程度，他是做好事，而不是做坏事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说，“修桥铺路，乃是大善之举”，善行当然不应属于刑法上的危害行为。据《农民日报》报道，浮桥被拆后，群众的出行难题并未得到解决。从2018年浮桥被拆除到媒体报道之时，当地还没有作出修建桥梁的规划，村民出行极为不便，去河对岸种地、运货要多绕路70公里，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得走3个多小时。

的确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：“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，擅自建设桥梁…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补办有关手续；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，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；逾期不拆除的，强行拆除，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但根据上述条款，即便认定私自建桥属于违法行为，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也只有行政处罚，而无刑事责任。违法不一定是犯罪，行人闯红灯、司机开车超速都违反了《交通安全法》，可以给与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，但绝不能认为只要违法，就是犯罪，从而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中的追逐行为。

另外，对于民众私自建桥，也可事后补办手续，而非一律拆除，尤其是在修建桥梁能够便利民众出行的情况下更不宜动辄拆除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也规定：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”因此，即便认为私自修桥手续不全，但是只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就不应进行行政处罚，更不要说追究刑事责任了。

《易经》有言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司法绝不能让积善之家，承受余殃，否则就背离了人之常情、世之常理，反而损害了司法自身的权威。

一审判决生效后，黄某提起申诉，但被原审法院驳回。2023年6月26日，黄某继续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。29日，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对该案立案，目前正在审查中。

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，上联是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”，下联曰“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”。刑起源于兵，知兵非好战，攻心为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作为兵法的刑法的最高境界。刑法虽不能过度宽纵，但更不能一味重刑。犯罪标签会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宽刑省狱，囹圄空虚应该成为每个法律人的内心自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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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翔，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。法治中国，不在宏大的叙事，而在细节的雕琢。在“法治的细节”中，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。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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